南浔客栈点评

　　南浔之“象”“四象”之首的刘家

　　发布日期：2007-3-17

　　雄踞南浔“四象”之首的刘家，在清咸丰、同治年间就已富甲一方，名震遐迩。清末状元资本家张謇曾感慨地说：清咸同以来东南以富著称，“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三人，即杭州的胡光墉、宁波的叶澄衷和南浔的刘镛。“南浔，一天下之雄镇，已莫不闻刘氏。”

　　创业者刘镛刘氏家族的创业、发展，直至家产累至巨万，实由“通奉公始大”，“通奉公”即刘镛。

　　（一）沿革纪略刘镛（1826——1899），名介康，字冠军，一字贯经，浙江乌程（今湖州）人。刘家祖籍上虞，清康熙时，二十四世祖尚贤公始迁南浔镇，僦居泰安桥之丝行埭，遂为乌程人，至刘镛已是二十九传。刘镛曾祖湛恩，字骛丰；祖元吉，字登皋；父焕章，字郁林。曾祖湛恩作何营生无从考证，其祖父、父亲及叔伯均受雇于人，佐人业丝。

　　其时，刘氏家境并不富裕。据汤寿潜《刘通奉家传》所载：“……迁南浔六传至通奉，世为乌程人，少开敏能读。南浔盛丝业，祖若父及诸父咸佐人业丝，乃辍学执业于绵绸店。”刘镛辍学去绵绸店学生意，受父、祖辈影响，希望通过经商，发家致富，是其主要原因，而家境贫寒，要挣钱养家糊口，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正因为有此切身体会，当他发迹之后才竭力鼓励儿孙受教读书求取功名，“欲以诗书簪绂启其后，故望子力学之心为独切”①。

　　（二）发家踪迹刘镛的经商之途，是从绵绸布庄学生意开始的。“十四岁，家贫不能具惰脯，乃舍儒习贾；十五岁学业于绵绸布庄，日得点心钱十文，……在店操作勤剧，庖？之事皆任之。”0而此时的南浔，丝业已盛，每当蚕茧上市时，“四方商舶并至而会，金钱如流水”。南浔是著名的“辑里湖丝”产地，经营蚕丝致富者已为数不少，在绵绸店学生意的刘镛辛苦一天却只得十文点心钱，即使像他师傅，身为店中执事，岁俸也不过百缗（一千文为一缗），刘镛“怫然日，此足以起家耶？”便有心离开绵绸店，改学丝业。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七岁的刘镛，由其叔祖达泉公介绍，到谈德昌丝行当伙计。丝行的待遇与绵绸店相比已是大不相同了，不仅“年贴膳洋银十圆”，年底，谈老板因刘镛勤快能干“酬洋银六圆”。

　　由于刘镛聪明好学，且早存心机，短短四年时间，便“靡洪靡纤，不待提谕，劈见症结”，尽通丝行中的奥秘。当时正值“欧洲诸国开商步（埠）于上海，大购湖丝，岁出口八九万包，业是者赢获过多”，刘镛岂能不为之心动？他要开创自己的事业，就必须摆脱受雇于人的境地。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正月新春，刘镛辞别了谈德昌丝行，凑钱合会，筹集资金，与同乡邢赓星、张聿屏各出资二百银圆合伙开起了丝行。刘镛“力微心雄，趋时若鸷鸟之发，营生若伊吕之谋，不数年，业翔起。当同治初，已殖财数十万，号巨富”。刘、邢两家合伙业丝将近二十年，都由刘镛“一手出纳，比析肆，发梳眉列，无所遮蒙，人以为难”。于此可以看出，刘镛不仅精于经营和管理，而且是个诚实守信、善于合作的好伙伴。否则，邢赓星不可能放心地让刘“一手出纳”。尤其在邢赓星死后，刘镛仍然清理出纳者二十年，邢氏子弟只是受成而已，后来斥资析产时又毫无所私。

　　也许正是这诚实守信的良好商德，为其树立了商业信誉，赢得了商机。刘镛的良好商德得益于伯舅王父的熏陶。当时，刘家的丝行已门庭若市，刘镛亲自验丝、掌秤，王父常在一旁观看，并时时劝诫，“营商当务其大者、远者，乡民辛苦累月，博此区区，何可占其便宜，以欺人而自欺乎”？这些痛切告诫，刘镛“暮年述之犹涕泣也”。

　　吃苦耐劳，开敏善断是刘镛经营成功的另一因素。刘镛创业之初，资金不足，无法凭财力与人角逐，只能靠勤奋和智力在商场拼搏。他常常天不亮就起身，至半夜还不得休息，一有机会便“赴时雷动”。至于刘镛的聪颖开敏，在《南浔刘氏支谱》卷3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公天资仁强，开敏善断，？析利病，往往得理，解而中分。数老商巧算校记未终，公睨其旁，已悬得其当否十九，用事人咸敛袂折服。”

　　咸丰元年（1851），刘镛刚跨入26岁的门坎，与其和邢赓星合伙开丝行的张聿屏撤资离去，家中又因疾病婚丧用度不支，刘镛被迫“营治益力，冲寒冒暑，饮食无时”，以至得了“肝胃气痛”。次年9月，刘镛决定去上海发展。是时，上海刚辟租界，南浔一般丝商“尚视为畏途，到者寥寥”，刘镛敢拔先筹，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不过，他的运气不错，到上海不久，就结识了“为洋商舌人”（即丝通事）的徽州朋友唐漾荷，两人一见如故，过从甚密。通过唐漾荷，刘镛熟悉了唐为之服务的洋商内情和“彼国情形”，为其经营湖丝出口创造了良好条件。唐漾荷还在刘镛以后其他商务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可见，交际和胆识也给了刘镛独有的机遇。

　　到同治元年（1862）刘镛已是37岁，由于经营蚕丝的发迹，家底已十分雄厚，不仅捐了蓝翎光禄寺署正，且开始在上海购地建屋。也就是在这一年，曾国藩在上海招商运盐，刘镛不失时机地与唐漾荷一起在王秋田名下附股，开始了盐业经营，这是他除蚕丝经营以外新辟的第二条主要生财之道。盐业历来是由“官家”垄断的，清代也不例外，刘镛轻而易举抓到手里，犹如天上掉下一块馅饼。不几年，从票盐到场盐、到置灶产盐，淮扬一带盐业的产销都由刘镛一手经理。同治四年，徐寅阶在震泽开恒义典，招刘镛人股。到了同治五年，“院、司议招商设典”，刘镛趁势而动，在湖城集股开设“同裕典当”。刘家典当业从此开始。嗣后，江浙等处陆续设典。接着，刘镛又相继涉足商界其他领域，据张謇《南浔刘公墓志铭》载：“以是，淮之盐，徽之茶，苏松海门之田，若质库孳乳胚胎，转益浸广，群资宾附，若水汇泽，亦益舒公发纵张弛之才。”

　　古今商家为了赢利发财、获大利发大财，自然非得精明到家，甚至几近刻薄不可，刘镛也不例外。不过，他却有自己的经营之道和获利原则。他曾训诫其子刘锦藻说：“汝于钱财出入，寸宜宽，尺宜紧。寸不宽，则所得者分，而必为众怨之的；尺不紧，则所失者寸，而即为启侮之由。谚云：贪小失大。又云：无思无算第一穷。常言均有至理，汝其毋忽。不难看出，刘镛很注意从大处着眼，不追逐蝇头微利。这与笔者在前文中提到的王父的”痛切告诫“不无关系。

　　（三）捐资义举刘镛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虽有家产千万，平时却崇尚节俭。

　　他一生劳劳碌碌，常常未明而起，夜分不息，少不得蹈凶跋险、冲寒冒暑，可他生平于饮食服御均不求精美，而且一般不用补食，甚至生了病也不求医服药，直至年老病重时，才在家人的婉转劝导下始服人参及调理补剂。但他又不是守财奴，该出手时舍得出手，不惜千金万银。

　　刘镛的慷慨捐资，侧重两大方面：一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改善经商的社会环境，谋取更大的商业利益而向官府捐资以换取功名；二是出于为子孙培福泽，求得心理平衡，行善积德、赈灾救困和资助其他公益事业。用刘镛自己的话说：“吾甚惧，夫多财之为患也，而施以襄之。襄而效，则损患而得福；不效，亦减怨。天地之道，复必有剥，吾知其终剥，而始留余地，使徐徐剥焉。”。不管主观动因如何，客观上也收到了急乡里、国家之难的功效。

　　刘镛在咸丰四年（29 岁）捐资助饷，由国学遵筹饷例，报捐国子监典簿；咸丰十一年捐资助饷，由国子监遵筹饷例，捐蓝翎光禄寺署正；继捐升员外郎，换花翎，以海运劳绩保加四品衔。然而他又很有节制。若以刘镛当时财力，足可以再换顶戴，甚至觅得实职，但他深谙盈虚消长之理，深恐自己消受过多，子孙不能永承祖德于不坠，故十分注意适可而止，甚至对儿子刘锦藻也如此。如光绪二十年（1894），刘锦藻赴礼部试，中第五十二名，以二甲进士观政工部。当时，国家军务正紧，急需军饷，有人以报效国家之说，劝刘锦藻乘机捐资，求取高官厚禄。刘锦藻心有所动，便向刘镛禀商。刘镛此时却十分冷静，并不为有此机遇而心动，他劝谕刘锦藻：“家门鼎盛，始愿不及此，吾方忧惧，汝犹未厌耶？祖泽虽厚，亦宜留有余以贻子孙，岂可自我享尽！吾但愿汝谦和接物，谨慎持家，以永承祖德于不坠，不愿高官厚禄也。”刘锦藻听从父训，也就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刘镛最终仅以锦藻官加五级，封“通奉大夫”而未换顶戴。

　　不过，刘镛对于家庭门楣的荣耀又是十分在意的。如光绪十六年（1890），已65岁的刘镛，捐助本省绵衣，为祖父母请奖，钦准建坊；光绪十七年（1891）捐助顺直绵衣，由李鸿章奏请，为其曾祖父母请奖，钦准建坊；光绪十九年（1893），又捐顺直绵衣，仍由李鸿章奏请，钦赐“乐善好施”匾额。

　　刘镛赈灾救难、助贫济困的记录不胜枚举。如同治二年（1863），刘镛去严州经理盐茶商务，舟抵建德，“闻邻舟女子哭甚哀，询其故，则母女二人，夫病将鬻女为医药费，邻之无赖诳以逃，距家已一日程矣”。刘镛即赠给银两，送母女回家，并痛斥了“邻之无赖”，本准备送进官府治罪，由于其他人的劝阻，才免予到官。此行严州路上，寇盗蹂躏，疮痍载途，骸骨遍野，刘镛便将经商之资用来“赈灾民，施医药，举掩埋，收养流亡，恤赎孤寡”。此时，正值夏秋之交，天气暑热，刘镛日行数十里，不顾秽气熏蒸，奔走赈济在严州至安徽道上，毫不顾惜自己，以至大病数月，几乎丧生，“病中尚遣友赴严接赈，自严达徽近百里，皆给绵衣，俾免冻馁”。

　　同治八年（1869），刘镛邀集富绅同好捐资，在南浔“兴义塾、创育婴堂，购地建屋，酌定章程”，这是南浔镇有育婴堂之始。

　　光绪三年（1877），河南、江西发大水，河南巡抚涂宗瀛贻书劝募。刘镛集巨资，亲自解往；又派人到南昌广润门外放赈，并捐资筑堤，抵御风波。“州人感之，建舍于洲畔，奉长生位其中”。次年又捐资在镇江设义渡，成人之便。

　　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海门水灾，捐巨资赈之，弥官钱之所不及。灾民欢呼，饥而不害。

　　光绪十五年（1889），浙江大水，湖州受灾尤重，米价飞涨，灾民都涌进城里乞食。刘镛见状，筹集数万银两，雇轮船向安徽芜湖购米万石，运往湖州赈济平粜，顿平人心，使灾民度过了灾役难关。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芜湖米禁甚严，浙江受灾区域又广，既怕买了米运不出，又担心一路上遭抢劫，刘镛是求旧识安徽巡抚沈秉诚通融照顾，并借炮船护送才成此功的。

　　刘镛对族人、乡邻更是照顾有加，他“见近处乡民困苦日甚，因发念施米，有穷无告者，凭戚友报名给折，计口授粟，名日‘爱米”’。

　　所谓“爱米”，是刘镛设立的“扶贫基金”，他拿出数万银元，借贷生息，每年取其利息购米济贫。刘镛还告诫子孙“更曾（增）益之，虽急用不得妄动，逐年推广”。至刘镛病逝，已施“爱米”近千石。0刘镛在发家后施行了诸多义善之举，多次受到朝廷褒奖，也赢得了远近百姓的好感。汤寿潜在《刘通奉家传》中说： “通奉方殁，远近贫民以香楮哭吊者，数日趾相错。”然而，刘镛自己却是以常人心态和朴素的生活哲理淡然处之。他把富足的家庭比作肤革充盈的人身，他说： “肤革充盈非有疾也，而阳极则亢，脏腑必有受其病者。吾岁散数千金以与人，非求福也，盖以疗吾之疾也。天地之道，蓄极必泄，吾不待其泄而先自泄也，庶以惩。夫肤革充盈者之自知其疾，而早药之也。”这是刘镛真实思想的流露，他的另一番关于节用的话印证了这一朴素思想。那是长孙刘承干刚满月时，家人欲设宴庆贺，刘镛却将酒席之资移作助赈，他说：“吾求子孙生生不已……不愿铺张靡丽，耸庸俗之观听。且天之予人福泽，至不齐也，有以钟受者焉，有以勺受者焉。谨身节用，则一勺之福也可以久延；纵欲妄为，虽盈钟之福一复而立尽。世之暴殄者多夭，樽节者多寿。……吾生平于饮食服御均不求精美，明知区区者，不足以倾吾家，诚惜此一勺之福而不敢纵欲也。”

　　刘镛的创业经历、处世原则、思想行为对其后人是有深远影响的进士商人刘锦藻刘氏家族，如以发家之刘镛作为第一代，则“安”字辈的刘锦藻等为第二代，“承”字辈的刘承干等为第三代。富甲一方的刘镛深以自己缺少文化、仕途无望为憾，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希望他们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安澜，建宅于自鹇兜，立堂“尊德”；次子安江（以锦藻名行世），堂名称“贻德”，住宅位于南西街新开河口；三子安洼，堂名“崇德”，建宅于南东街花园弄口；四子安溥，堂名叫“景德”，住宅在南东街凤凰桥南首。

　　（一）进士及第由于刘安澜的早逝，刘锦藻就成了“安”字辈的代表人物。刘铞藻（1862——1934），原名安江，字潋如，号橙墅，晚号坚匏？。幼年出嗣给叔父刘锵（庆康），少而聪颖，励志学问。光绪元年（1875）14岁成秀才，十四年（1888）中举人，例授为户部主事，山东司行走，候选郎中。二十年（1894），不负乃父厚望，与南通张謇同榜甲午科进士，以郎中签分工部都水司行走，受命劝募直隶赈捐，旋以父丧去官，奏保补缺后以知府用，遇缺先即选知府。二十七年（1901），因向清廷出资赈陕西灾荒，钦加三品衔，特命以五品京堂候补。同年进呈所撰《清续文献通考》320卷，得赏内阁侍读学士衔。宣统二年（1910）以奏咨刘氏义庄立案，御赐“承先睦族”匾额。随即任崇陵工程处监修，工竣，御赐“令裕衍蔓”匾额。辛亥以后，他以遗老寓居上海，与诸遗老效忠于溥仪小朝廷。其时，刘锦藻“避地海上，举目河山，苍茫万感，每念王室，自然流涕，葵藿之诚，寝馈不忘，芹曝之献，悃款自效。恭遇大典礼，必列班联，圣主褒忠，特赏头品顶戴”％袁世凯曾欲任刘锦藻为参政院参政，刘坚辞不受。此后，刘锦藻热衷于清朝史料的整理，复续辑光绪末年至宣统三年事，于民国10年（1921）增订成《清续文献通考》 400卷。该书记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宣统三年（1911）这100多年间各种典章制度的递嬗剧变，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情况，成为今传“十通”之一。另外，刘锦藻还著有《新政附考》、《坚匏禽集》、《南浔备志》、《陆放翁年谱》、《尺牍附楹联》、《南浔刘氏支谱》等。

　　刘锦藻不仅功名有成，而且经商有道。由于他思想开明，为人仁厚，在江、浙、沪工商界颇有声望与地位。他继承父业，经营淮盐，设扬州盐场，为江苏淮盐巨商；他在通州购买大量海涂建垦牧公司，采取集股商办形式，兼采东西各国种植、畜牧之法，以昌农学；他受清廷农工商部奏派，出任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总理，与有 “中国第一实业大王”之称的张謇共事合作，同帝国主义经济相抗争；他在南浔发起集资10万元，投资浔震电灯公司，并开设刘振茂绸缎局；他发起成立浙江铁路公司，参与创办并投资浙江兴业银行；他也是著名的房地产商，在上海设有经租账房，杭州、莫干山等地建有别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清末“保路权运动”及“湖州教案”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气节。

　　（二）爱国义举20世纪末，帝国主义为了抢占我国资源，竞相掠夺我国铁路修筑权；清政府为贪图外国铁路借款，不惜饮鸩止渴，出卖路权，这就激起了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的拒款保路运动。浙江的保路运动发动最早，成效最著，以刘锦藻为首的湖州、南浔绅商是这次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使窦纳乐向清政府请准由英商承造苏杭甬等五条铁路之权，英商怡和洋行据此与清铁路总办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向英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义和团运动的掀起，使清廷一直不敢签订正约。光绪三十一年（1905），美商培坎又来谋我浙赣路权。同年7月24日，为拒绝外款，自办铁路，浙江11个府的各行帮、家族巨头及其代表160人在上海集会，商讨自办铁路问题。大家一致推举负有时望的汤寿潜、刘锦藻为浙路公司正副总理，确定了绅商两界联合办路的局面。湖州、南浔的张宝善（张静江之父）、张增熙（张静江长兄）、邢墙、邱炳圻、蒋汝藻、顾企翰、沈应銮、汤梯云当选为公司董事，周庆云、李松筠为监察员。清廷为缓和各方矛盾，批准浙人自办铁路的要求，同时责成盛宣怀与英方交涉撤废草约。以军机大臣王文韶为首的一批浙江京官也声明支持浙路自办。

　　在筹集建路资金方面，湖州丝商在商股中最占实力，而刘氏家族则为全部股东中第一大股。据《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章程》记载，刘氏家族以个人名义或堂号出面认购1万元以上者有近20户之多，正如刘锦藻所言：“吾掷资此中，及招戚友之股，约近百万金。”刘家大胆认股的表率行动，对社会影响很大，引起了其他丝商家族的连锁反应，湖州商界一时间购股如狂。“四象”之张家认购1万元以上者2户，“八牛”的邢家、邱家、周家及蒋家投资1万元以上者多则3户、少则l户。除“四象八牛”家族以外，湖州其他商人的投资f青况是：李恺（字松筠，上海早期轮船商，湖州商务分会总理）投资1万元，王震（字一亭，上海申大机器磨面公司创办人）、杨兆鏊（字信之，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各投资5000元。至宣统二年（1910），湖州府商界人士投资浙路公司共计115.8万元，在全省11个府中仅次于绍兴、宁波、杭州三府而位居第四。0光绪三十三年（1907），苏杭铁路沪嘉段开始动工修筑。同年9月，英国又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清廷签订借款 150万英镑合同，把路权出卖给英国。9月11日，时任浙江铁路公司副总工程师的汤绪（湖州人）正在硖石工地主持施工，闻讯借款约定将在北京签字，气愤异常，连夜赶到杭州，向公司力陈英国妄图夺取我国铁路之权的险恶用心。14日，汤绪回湖州开始绝食，以示自己与铁路共存亡的决心。29日，汤绪大恸身亡。由刘锦藻等倡议举办的浙江高等学堂学生邬钢、姚定生、叶景荣相继效法殉路。消息传出后，激起了湖州和江浙两省各界群众的强烈愤慨，声势浩大的拒款风潮自此掀起。同年lO月12日，汤寿潜、刘锦藻主持召开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决定在国内首次成立群众性的保路组织——“国民拒款会”。他们上书痛陈借款出让路权的危害，斥责清廷卖国行为；宣布取消汪大燮等四人主张借款京官的浙籍；提出了罢市、抗租、抗旨等激烈口号；通电各省请求声援，公开向民间招股。经汤寿潜、刘锦藻的精心组织，保路运动从此越出绅商范围发展为广泛的群众运动。由于爱国保路运动深入人心，江苏、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直隶等14个省48个府县纷纷向浙江铁路公司出资购股，连学生、挑夫、僧道、优伶也节衣缩食，踊跃认购路股。到1907年底，认集铁路股款达 23130万元，为英允借款数（150万英镑，约合1000万元）的两倍多！数额之巨，震惊朝野，迫使清政府不敢贸然在借款约定上签字，最后还路权于民。这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拒款保路运动，广泛宣传了爱国反帝思想。郭沫若对此事作过较高的评价，他说：其后发生的成为推翻清政府统治导火线的四川保路运动，实际是沪杭甬争路事件的复写和扩大。

　　为了保证浙江铁路的顺利建成，开发地区经济，刘锦藻等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发起成立浙江兴业银行，集资100万股。刘锦藻及南浔绅商周庆云、张澹如（张静江之弟）、庞元济等为主要股东。浙江兴业银行为我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它以振兴民族工商业为己任，中国近代比较著名的民族工商企业几乎都与它发生关系，不少企业受它扶持，赖以摆脱困境。宣统元年（1909）8月，沪杭铁路全线通车，汤寿潜、刘锦藻主持下的浙路公司以其资本之丰、工程之速、质量之优、造价之低、经营之卓著，被举为“商办之最”。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美国传教士恒特立、韩明德、毕立文等到湖州传教。光绪二十七年（1901），美国教会勾结归安知县朱懋清，不与土地所有者洽商，也不经过丈量，以低价圈占“海岛”（今湖州市区人民广场一带）范围内尊经阁、颜鲁公（颜真卿）祠、曹孝子祠等房地印余亩，价款由归安县府收受。恒特立等竞称：“美国南监理会将在此建教堂、学校、医院，此皆条约规定，有利中国之事业”，继而胁迫居民出卖屋地。如此横蛮无礼的霸道行径当即激起了湖州百姓的公愤。美国传教士不但不顾百姓反对，反而把霸占的土地从60亩扩大至120 余亩。为伸张正义，湖属七县（乌程、归安、安吉、武康、长兴、孝丰、德清）公推地方知名人士刘锦藻、张增熙、沈谱琴、俞恒农为全权代表与美方据理力争，讨还公道。刘锦藻等先具文向归安县衙要求丈量并退还土地，知县朱懋清奴颜婢膝，竟称“以力弱不敢受理”而罢；后又上诉浙江巡抚署，署官妄称“这系地方上华、洋讼案琐事”而一推了之。在湖州百姓的支持下，刘锦藻等几位代表再上诉清廷总理衙门，腐败的清朝官员又借口此为地方小事而不理。代表们抱定不赢诉讼决不罢休的宗旨，继诉之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美国驻华大使馆，但美国外交官员袒护本国教会，态度暖昧。最后，刘锦藻等毅然讼之美国国务院，终因证据确凿、理由充分而使美国官方接受审理此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美国教会以败诉告终。刘锦藻在这起历时数年、几经周折的涉外诉讼中，不卑不亢，有理有节，既智且勇，不畏强权，体现了良好的知识涵养和高超的协调能力。

　　（三）文人本色除办实业、助公益外，刘锦藻尤喜游山玩水，好建园林别墅。

　　辛亥以后，他罢官去职，南北转徙，游遍名山大川，增长了见闻，丰富了知识，这些都为他纂辑《清续文献通考》创造了有利条件。刘锦藻曾先后构建了南浔“小莲庄”、西湖“坚匏别墅”、青岛“静寄庐”。其中小莲庄和坚匏别墅至今保存尚好，作为江南园林的杰出代表，它们已成为后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小莲庄，北临鹧鸪溪，西与嘉业堂藏书楼毗邻。此园始建于光绪十一年（1885），经刘家祖孙三代，历时40年才告竣，因慕元代书画大家赵孟烦所建湖州“莲花庄”，故得其名。整座建筑由刘氏义庄、家庙和园林三部分组成，占地27亩，为刘家夏季赏荷、迎客游览休息和每年春秋二祭的活动之处。在所有江南园林中，小莲庄可以算得上是最为独特的一座。它的独特不在于它碧波澄净的荷池，也不在于池畔灵巧多姿的长廊曲桥，更不在于岸边中西合璧的‘亭台楼阁，而在于它是和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规模宏大的藏书楼——嘉业堂连成一体的江南名胜。一池风荷围定楼台，一院书香偎伴在侧，诗意纤纤、画意浓浓的江南园林小莲庄与驰名中外的文化宝库嘉业堂藏书楼的和谐融合，使我们在感受江南古镇特有的文化气息之余，品味出刘氏家族文人雅士的境界和涵养。

　　与气势恢宏的小莲庄相比，坐落于杭州里西湖畔北山路上的坚匏别墅（又名小刘庄），则更显小巧而精致，更为贴山而合水，也更为清朗而幽雅。它是刘锦藻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西湖宝石山下辟地营构的一处别业。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曾在1928年5月27日，写下过一篇美文《坚匏别墅的碧桃与枫叶》：“十分春色，一半见枝头，一半见尘土，亦惟其如此……春色的确有十分，决非九分九。”几十年后，著名园林学家陈从周先生按着俞先生的文章，悄悄地去欣赏过小刘庄的春色，也写下《西湖小刘庄》美文一篇，在文章的结尾这样写道：“小刘庄占地小、楼小、庭院小、假山小，花木楚楚有致，故名小刘庄，而可望西湖，小中见大，其突出在一小字，我爱小刘庄。”

　　刘锦藻的一生真是不同凡响：因他的进士及第，刘家虽有财、但无禄的商贾形象即刻改观，不仅父亲，连曾祖父、祖父都累赠光禄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亲皆累封一品夫人；他继承且拓展了父亲苦心经营创下的巨大家业，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非凡业绩成为近代江浙一带闻名遐迩的商界巨擘；他以个人之力，积二十年心血，完成《清续文献通考》400卷，由此奠定其在中国近代学术界的地位。

　　刘锦藻于1934年病逝于上海寓所，终年73岁。

　　（四）兄、弟及其他刘锦藻兄刘安澜（1857——1885），字观伯，号紫回。年幼时，因太平军攻浙随父避乱于上海，14岁始归故里，奋志读书。同治十一年（1872）补县学生，附贡生。光绪五年（1879）报捐工部郎中，虞衡司行走，全力投入科举考试的准备。张謇赞扬他“丰财而嗜学，鄙富人之暗通声气夤缘科以为阶者”……但刘安澜科场失意，屡试屡败。光绪十一年（1885）与弟锦藻同到杭州赴乡试，时值农历七月，盛暑酷热，结果未及进入试场就因病亡故，年仅29岁，成了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宣统二年（1910），以其多次捐资助赈，追赠“乐善好施”坊额。刘安澜生前精通诗词，对清代诗词兴趣尤浓，辑有《国朝诗萃》，另著《葭洲书屋诗集》一卷。《国朝诗萃》博采清人诗集，汇选自清初至同光间各家诗，临终尚未编定，后由嗣子刘承干续完。

　　刘锦藻曾裒辑兄长所著遗文二百数十篇，汇而存之，后不幸烬于火。收入《吴兴丛书》的《葭洲书屋遗稿》系刘锦藻据“平昔所熟复而欣赏者，笔而述之，其首尾完具者仅得十二篇”。

　　刘安澜娶同镇八“牛”之一、资政大夫邱仙槎之女为妻，无所出。安澜去世后，刘镛“怜其少孀又无子”，以次子锦藻之长男承干为嗣，故刘安澜即为刘承干之继父。关于继父情况，承干知之甚少，他说：“吾父之音容，今不能悉论，其嘉言懿行，更不能什知，惟记吾父未殁时，亲爱不肖愈于所生。”。邱夫人一生禀性贤淑，言行有礼，既节且孝，光绪三十四年（1908）礼部题奏，钦旌节孝，诰封一品夫人。宣统元年（1909）殁，享年50岁。

　　刘锦藻还有二位同父异母弟弟：大弟刘安洼，字渊叔，号梯青，生于光绪二年（1876），廪贡生，直隶省候补道员，钦加三品衔。因劝办山西赈捐，奏保二品顶戴，赏戴花翎，特赏头品顶戴，正一品封典。小弟刘安溥，字和盏，号湖涵，光绪十七年（1891）生，小于锦藻29岁，国子监生，候补道员，钦加三品衔，赏戴花翎，立堂名 “景德”。他俩的生平史实，虽经多方挖掘，但掌握仍旧寥寥，只能将仅知的二、三事简述如下。

　　民国16年（1927），刘梯青与同乡庞赞臣及张伯琴、俞富岩集银28万，在塘栖镇里仁东路lO号兴建崇裕丝厂（解放后称杭州新华丝厂，属国有大型缫丝企业），次年建成投产。厂区面积42亩，职工 1340人，主要设备有意大利式5绪坐缫丝机492台，德国蓝开夏锅炉2台，年产白厂丝10余吨。民国25年（1936），又引进日本先进设备，年产厂丝达40余吨，为当时浙江乃至全国一流的大型缫丝工业企业。其产品主要销往欧洲、北美洲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该厂的创建结束了刘家没有办过丝厂的历史。另外，刘梯青的房地产也经营得有声有色。

　　刘湖涵在上海拥有大量房产和钱业巨资，但这位刘景德的主人，却不善理财，长期委托堂兄刘安仁（字颂驺，为刘家南浔总管）

　　为总理，刘安仁民国17年（1928）病逝后，刘湖涵又坚邀安仁之子刘承械代为经营，1932年秋刘承械辞去南浔中学校长之职赴上海接任刘景德总账房，全权处理内外事务。在刘承械的组织管理下，经营状况有条不紊，刘景德在房地产与金融界信誉卓然。《上海房地产志》记载说：“湖州南浔丝商刘贯经生前在沪置有大量房地产，由四个儿子继承，各立堂名管理，其中仅刘景德一户，每月可收房租万余折实单位。”

　　刘家在上海、杭州、莫干山、扬州、青岛、汉口和长沙等地均有房地产，抗日战争前在上海景云大楼设房地产总账房，青岛、汉口、扬州设分账房。民国17年（1928）4月出刊的《上海总商会会员录》，排列了当时最具规模的16家房地产大户，刘尊德（刘承干）、刘崇德（刘梯青）、刘景德（刘湖涵）皆榜上有名，且名列前茅，刘家兄弟在旧上海房地产界的份额与实力由此可证，其整体规模或许不亚于号称上海滩第一房地产商的犹太人哈同。

　　有如刘锦藻造坚匏别墅，刘梯青、刘湖涵也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建有风格各异的洋楼别墅，即刘梯青的孤云草舍、刘湖涵的小方壶别墅。刘梯青因长住上海，曾将自己这座纯欧洲古罗马风格的豪华洋房借给他的湖州同乡朱家骅使用。1936年冬，朱家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主持浙政，依山面湖的孤云草舍便成了主席官邸，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往日的宁静幽雅一去不复。

　　刘锦藻兄弟几人的婚姻生活，相似又不同：元配夫人皆名门之女，安澜、锦藻的元配分别来自南浔八“牛”的邱家与金家；但妻妾成群者有之，一夫一妻者也有之。

　　据《南浔刘氏支谱》记载，刘锦藻一生娶纳一妻三妾，儿女共21人（子12人，女9人）。光绪六年（1880），刘锦藻迎娶奉政大夫金桐（字竹庭）之女为妻。另有侧室应氏、俞氏、许氏。儿子承干（出继安澜为嗣）、承模（6岁殁）、承业、承材、承植（均金夫人所生）、承本、承柴、承采（为俞氏所生）、承东（应氏出）、承栎、承果、承梁（并许氏出）。女儿承槿（5岁殁）、承杏（并金夫人出）、承彬、承橘、承棂（并应氏出）、承林、承李、承楣（并俞氏出）、承菜（许氏出）。

　　刘梯青17岁与河南特用道姚宝勋之女完婚，生有二子（承綮、承柏）三女（承新、承宜、承明）。婚后12年，姚氏病故（诰赠一品夫人），梯青又娶鄞县国学生周子莲之女为继室。另纳侧室陶氏，又得承柱、承桐、承栋三子及承文、承玉（早殁）、承铭、承铰、承钰、承钧六女。

　　或许是出生较晚的缘故，小弟湖涵似乎已有了现代人的婚姻观念，他一生就娶朱氏一妻（海盐同治进士朱丙寿之女），且只生育刘承桓一个独子。

　　刘镛长女适同镇绅商蒋锡绅，次女适归安沈燮源，三女适当朝一品大学士嘉定徐邮之子徐华祥。

　　刘家第三代“承”字辈、第四代“世”字辈也不乏与望族联姻的，如刘梯青长子承綮（俨廷）曾娶盛宣怀之六女为妻，刘承干嫡长子刘世煦（诉万）的夫人李家瑛女士，则是李鸿章的侄曾孙女。现今，第五代“泽”字辈及第六代“为”字辈等后代除部分居于上海、北京、杭州、香港、台湾等地外，大多定居国外。

　　藏书大家刘承干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氏家族的创业者刘镛因病去世，18岁的刘承干以“承重孙”的身份成为刘家的首位继承人，从此坐拥厚资，富极一时。

　　（一）一代藏书家与刻书家被鲁迅先生戏称为“傻公子”的刘承干，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字贞一，号翰怡，晚年自称嘉业老人，室名有嘉业堂、求恕斋、留余草堂等。幼年就读于南浔镇上的浔溪书院，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20岁考取秀才，以优行，附贡生。得过候补内务卿衔，曾想走科举仕途，但义和团事变后，清廷废科举，使他失去“上进，，机会。此后，便潜心于学术和搜藏、刻印古籍。

　　刘承干有计划地聚书开始于清宣统二年（1910）。当时清廷农工商部在金陵（今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会上南浔镇所产许多牌号的生丝获多种最高奖，刘承干应邀参加。期间，瑰货骈集，人争趋之，而他却“独步状元坊各书肆，通览群书，兼两载归”。由于大批搜购而引起书市的瞩目，等他回家后，专程送书上门的书商便络绎而至。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刘承干举家从南浔迁居上海，许多清朝遗老也集中于此，刘承干和他们结交，发起组织“淞社”，有三四十人定期雅集，一些生活发生问题的遗老颇愿将藏书让售给他，他既心好之，又财足以应，便来者不拒的照收，再加上踵门如市的书商纷纷不断，刘承干一时适逢其会，仅短短六七年光阴，声势竞直追瞿氏铁琴铜剑楼等深厚长久的藏书家。据记载，刘承干曾先后购买了十家私人藏书，这些藏书“皆累世之甄录，为精英所钟聚”。刘承干为自己得逢其时而万分高兴：“余亦幸适会其时，如众派之分流，而总汇于兹楼，以偿夙愿。”①有些书是花钱也无法买到的，刘承干就出资雇人到北京国史馆抄录副本入藏，《清实录》、《清史列传》、《国史》、《湖录经籍考》等都是如此。《清实录》有4474卷、863册之巨，是研究清代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的重要史料，录自内府藏本，抄校之费殆近2万金。因北洋军阀混战，清史馆经费捉襟见肘，当赵尔巽告诉刘承于，由于史稿抄录无费，行将停顿，馆中冗员多，如需要，可出资录副时，刘承干又斥金5.8万余，抄回一部，这就是1414卷、95册的《国史》。

　　至民国lO年（1921年）前后，大规模的搜集活动已完成。所得图书，初藏于沪寓，后因数量激增，不便部居，为谋妥善处理，刘承干想到了这样一个豪举：利用南浔刘氏家园，兴建一座规模巨大的藏书楼，与宁波天一阁遥遥相对。稍经酝酿，书楼便在1920年冬破土动工，历时5年终于落成。它占地20亩，四周开河，楼高两层，七开间楼厅两进。因主人曾获清逊帝溥仪颁赐“钦若嘉业”九龙金匾，便将此楼命名为“嘉业堂”。楼内有房屋七八十间，正厅是嘉业厅，楼上为希古楼，还有宋四史斋、诗萃室，旁边为员工宿舍，后面有约20间书板房。楼中有职员4人，工友4人，常年经费3000元。

　　楼外建有园林，花木明秀，颇具景观。嘉业堂建成后，虽属私人藏书楼，仍接待过不少前来参观访书的学者。“其时四方学者，衡至缙口，治具留宾、乐于晨夕。”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北京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征等，均曾至嘉业堂参观，并由书楼招待住宿。柳诒征见到钞本《明实录》，大喜过望，立即派人前来传抄一部。湖北学者徐行可，为了抄书，在楼中一住数月，连膳宿都由藏书楼免费供应。有几位日本汉学家来信委托藏书楼请人代抄一部《宋会要》和其他书籍，也全部照办。刘承干不仅允许抄书，而且还同意别人借去翻印，如商务印书馆通过张元济借《旧五代史》印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便是一例。刘承干对待私家藏书的这种开明态度，实在是对历代藏书家深藏秘守、惟恐人知观念的超越。

　　刘承干搜罗图籍历时20年，全盛时期藏书约1.3万种，18万册，60万卷，被誉为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这里，试将嘉业堂的藏书数量与清末四大藏书家作一简单的比较：江苏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1.3万种，是瞿氏五世努力的结果；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约4000种，30万卷；浙江钱塘丁氏八千卷楼，逾40万卷；浙江湖州陆氏醑宋楼，总计15万卷。由此可见嘉业堂藏书的宏富。至于藏书质量，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说：“嘉业之书，论版本或不如瞿、杨二家及适园之精，论有用与罕见，则似较此数家为尤足重视。”“

　　在搜罗古籍的同时，刘承干还不遗余力地进行刻书工作，他既是著名的藏书家，又是卓有成就的刻书家。嘉业堂曾有书版近4万块，印有图书近300部，约3000卷。刻印大部头丛书是嘉业堂印书的重要方面。刘承干对其插架的刻本或稿钞本必请专家学者鉴定，凡有学术价值又世不经见者即付之剞劂。嘉业堂刻书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后，不少专家学者为支持刘氏，纷纷提供底本，更有人把祖传秘稿贡献出来。孤本求之不易，完整的孤本求之更难，作为一位严肃的刻书家，刘承干决不粗制滥造，每遇底本残缺，他总是百计搜求，荟萃以传。《南山堂自订诗》十卷，刘承干从作者裔孙处得其家藏本时已佚半，只存卷一至卷五，而后他处处留意，终获卷六至卷十，遂为完璧。有的书在杀青后又发现不同的本子，刘承干宁愿推迟印刷时间，再从头检校，或将有价值的新资料附录于后，或在跋中说明。如《查他山年谱》，刻既竣，刘承于见到了另一钞本，对照之下，发现刊刻有数处之误，并有五条内容的遗漏，他即在再跋中一一说明纠正，遗漏的内容则另页雕版附后。刘承干不但追求刻书的内容质量，而且非常讲究形式的美观，不惜工本，精益求精，“一书之成，费或逾万”。如选上好的红梨木作雕版材料；请最善于摹写各类字体的湖北人饶星舫为写手；由有“天下第一好手”之誉的武昌人陶子麟雕刻；其他为嘉业堂刻书印书的诸如南京姜文卿、北京文楷斋、扬州周楚江等，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印刷铺。

　　刘承干刻印图书从不以盈利为目的，起初皆免费赠送，后因求书人太多，才定价出售，但对友人仍继续赠送。为了送书，刘承干一度专门雇了一名叫邹履冰的职员，他的任务，便是把印好的书，保存在嘉业堂东面旧洋房的一间大房间里，逢到有人来讨，由他负责邮寄，连邮费也是白贴。

　　刘承干之所以成为一代藏书家与刻书家，是与社会、家庭及个人等因素分不开的。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伴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所谓故家的藏书纷纷流向社会，尤其是上海，云集着清朝衣冠旧族及江南豪绅，成为古籍旧书的集散地。是时势造就了藏书家刘承干。

　　刘承干幼承家学，深受父辈的影响。聚书之初，因生父刘锦藻编著《清续文献通考》，所以注重收史部书；又为继父刘安澜《国朝诗萃》之未竟事业，购清人集部书也是重头戏。他对藏书、刻书的执著折射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异常的痴情，这里面有着家庭教育的烙印。当然，“物聚于所好，而有力者得之”。作为全国著名的藏书兼刻书家刘承干，所以能成就其辉煌业绩，既由于其对传统典籍文物的酷嗜，又因其资财雄厚，拥有两世积聚的财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有力者”。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周子美回忆（曾在嘉业堂藏书楼任编目主任八年），刘承干曾经给他算过一笔投资藏书、刻书的账：建嘉业堂藏书楼十二万，购书三十多万，刻印书二十多万，聘人编、校、抄、鉴定等十万，总计八十多万元。0在当时，除了像刘承干这样的江浙巨富，谁能做得到呢？周子美教授因此认定刘承干是“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花费精力、金钱最多的一个”。

　　（二）嘉业堂藏书之散失刘承干建藏书楼之初，也曾经立下宏誓大愿：“余之为是楼，非徒藏之，又将谋所以永其传”。所以要把它建在自己的家庙旁边，也就是想“隶之义庄，与宗人共守之”。这在当时，亦属有远见之考虑。他还向子孙发出这样的呼吁：“凡吾子孙，其世守弗替乎！”他是极其希望自己亲手创办的这个藏书楼能够避免历代藏书家终归流散的规律，子子孙孙，一代一代传下去。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藏书楼建成以后，全盛时期仅仅维持十年而已。清末封建王朝的覆灭，为嘉业堂藏书的积聚提供了空前机遇，而30年代日本侵略战争造成的民族灾难，又迫使刘氏辛苦积聚的藏书，经历“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的惨痛。

　　家道中落是嘉业堂衰败的主要原因。刘承干巨额财产来自继承，他是一位成功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却并不是成功的商人。据周子美回忆，由于经商亏损，刘氏藏书中之善本，如宋版《四史》、明钞本《明实录》等，自30年代已开始售出。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嘉业堂藏书的厄运更是接踵而至。“孤岛”时期在沪为抢救图书文献呕心沥血的郑振铎，曾述沦陷时期江南藏书家之命运云：“八。

　　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但更多的是，要出售其所藏，以赡救其家属。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本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嘉业堂的1200余种明刻本，是活动于1940年春至1941 年底的”文献抢救会“为其时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所购。此外，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2册，也在日本占领期间，由日军杭嘉湖战区司令牧次郎购去，其书初藏于大连满铁图书馆，东北光复后被作为苏军战利品携至苏联，1954年始由苏联政府归还中国，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至1960年前后，收藏始于1910年，兴盛时曾拥有18万册、印万卷之巨，足以与同时南北公立图书馆颉颃的嘉业堂藏书活动，终于结束。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原属嘉业堂收藏的这部分民间藏书，又归为公藏。庆幸的是，嘉业堂流散之书后大都由大陆、台湾及香港各类图书馆收藏保管，如果三地合作，嘉业堂昔日的辉煌定可在网上虚拟再现。

　　（三）遗老情结人称中国传统私家藏书中最后一个藏书家的刘承干，在政治上是一个未能赶上时代的落伍者。1911年清帝逊位，刘氏时年30 岁，此前虽因历次捐金助赈，累奖分部郎中，特赏四品卿衔、三品卿衔，其实未曾正式出仕于清朝。但以家世及交游之故，刘氏仍以遗老自命，随同其父刘锦藻，与民国初南北诸遗老密切交往，竭诚效忠于逊帝溥仪，其立场始终不渝。民国初溥仪小朝廷的各项活动，刘氏几乎无役不参与，无役不贡献巨金。如民国3年（1914）以报效德宗崇陵种树经费，蒙溥仪赏给“钦若嘉业”匾额（后即名其藏书楼）；民国6年（1917）又因与人合纂《纶旅金鉴》进呈乙览，并进呈所刻书籍，复获赏“抗心希古”匾额；随后以德宗实录馆报效，赏二品顶戴，内务府卿衔；以宗人府工厂报效，晋头品顶戴。民国11年（1922），溥仪大婚，刘氏代表南方遗臣，自沪北上觐贺献礼，又获赏御用金盒银杯、“金声玉色”匾额及“福”、“寿”字，并蒙溥仪于养心殿召见二次。在京其问，刘氏前往崇陵拜谒，因见陵树土木毁损，自愿与其父刘锦藻同担补种缮葺之资（耗银2万余两）。随后奉派承修事宜，特擢内务府卿，赏菊花立轴。又以进呈家刻各书，获赏御笔对联 “七略远承都水学，自城高拥弁山居”（此联后悬挂于嘉业堂正厅）。民国17年（1928）东陵被盗，刘氏又进贡修复银两，获赏“世有令名”匾额、御用佩玉 4件。旋以进呈所刻书，再蒙赏磁盆花瓶。民国20年（1931），刘氏50岁生日，溥仪赏给“架笑榘谟”匾额。伪满僭立，刘氏从南方具疏请安。次年（1932）溥仪30岁生日刘氏又奉书籍物品，出关至长春祝寿，并进言“敬天法祖”。倦倦愚忠，深获溥仪赏识。刘氏60岁（1N1）生日时，又获溥仪“圭璋令望”

　　之褒。此外，民国初清史馆修《清史稿》，伪满时重印《清列朝实录》，刘氏力；均献款资助，不遗余力。1945年，溥仪为苏军俘虏，刘氏“闻之震骇”，即而为反对引渡“奔走呼吁”。

　　刘承干的遗老情结还明显地表露在其所刻之书的序跋中。他每刻一书，几乎必作序跋，有时抱怨辛亥革命使天地易位、纲弛纽解，有时哀叹时局沦没、斯文将丧，有时又流露出在革命面前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于是便出现一种奇怪的“刘承干现象”：一方面他是那么费尽心机搜集并刻印清朝禁书，对于明朝的遗老也很是同情和赞赏，对清初的文字狱更是不满；同时，他又偏偏以清朝的遗老自居，不时为已经崩溃的清王朝唱挽歌，甚至顽固地使用“宣统五年”、“宣统八年”的年号。如民国11年（1922），他在上海四马路开设“源来”当铺，大庭广众之下，店堂里悬挂的匾额上竟然写着“大清宣统壬戌年”。

　　（四）寂寞晚年刘承干少长于南浔，民国初移居于沪，其后虽每年还乡小住。

　　并曾旅居苏州、杭州、青岛等地，长期居住仍在上海。其所居住宅，起初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麦特赫斯脱路（现泰兴路）西边，30年代以后，曾6次迁徙。新中国成立后，家乡南浔及各地田产、沪上房产等均归公有，嘉业堂藏书楼及藏书亦捐归国家。50年代始，靠房产定息为生，沪寓藏书孑遗部分，陆续售出，以补家用。其时子女各自分居，初由一冯姓女子照料起居，后长期居住于姚姓过房女儿处（上海新闸路新乐郎10号），暮年衰病，穷愁寂寥，仅三二友人，稍稍过从。寓中所存，仅《嘉业藏书楼书目》、《嘉业堂藏书志》稿本及日记、函稿百十册，摩挲自娱，百感萦怀，“回首自少而壮而老，心事寒灰，一切如梦幻泡影” ①。1963年去世，享年82岁。

　　据《南浔刘氏支谱》卷一记载，刘承干曾有妻妾三房：元配钱氏，嘉善人，光绪进士钱绍桢之女。钱绍桢曾是北京总理衙门官员，妻弟钱泰曾是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驻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另有侧室徐氏、朱氏。有七子一女。七子即世炽（春蕃）、世煦（i斤万）、世烈（乐之）、世烽（斯奕）、世炎（景农）、世垣（士先）、世焯。女世燥。世煦、世炎为元配钱夫人所生。

　　综刘承干一生行事，以遗民自居，效忠清室，资产丰厚，分其余财从事慈善事业以外，最足称道者，仍在其凭借雄厚财力，网罗江浙私家藏书，并延览通儒宿学，整理编纂，陆续付刻，于新旧文化转型之时，为保存流播传统典籍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刘承干的弟弟很多，除大弟早夭外，有供职清廷的承业、承材、承植、承本；有学有所长的承架、承采、承东、承栎、承果、承梁。其中九弟承东（以旭沧名行世），则是一位自学成材的著名摄影家。刘旭沧（1913——1％6）青少年时代在刘贻德大宅内度过，30年代初，已成为蜚声上海影坛的业余摄影师。 1945年他担任上海中青摄影学会指导，1946年担任邦达广告公司经理，1N8年担任宇宙电影公司摄影师。他先后拍摄过《琢玉》、《缝衣》、《爆竹》、《木偶》等彩色短片。全国解放后，刘旭沧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觅取镜头，拍摄了许多优秀作品，在摄影界有较高的知名度。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成立时，他当选为常务理事及评选委员。1962年上海分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主席。刘旭沧于1966年逝世于上海，终年54岁。

　　刘氏家族的慈善义举受刘镛关心族人、亲善乡邻、热心公益的行为影响，刘家后代不乏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置庄田、创义举、济族人、办学校，为地方公益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赈灾救难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锦藻等筹集款银9000余元，在南浔创办孺嫠会，“存典生息，为经常之费”，1937年沦陷后停办。孺嫠会资助“已经出学而身后无资者，丧不能葬者，孤子无力读书者，守节抚孤者”。事隔四年，刘锦藻又会同本家兄弟捐献巨资设立义仓。义仓，俗称积谷仓，平时买谷储之，年岁凶荒时，将积谷放赈，范围以本镇十二庄为限。“到开仓日期，大口每日可领米五合，小口三合。又每年冬天，举行施粥赈米，贫苦又不能生活的人们，都靠此才能把生命维持过去。”1义仓全部经费来源于刘家。宣统二年（1910），刘锦藻与堂兄刘安涛等人在义仓内筹设圩工局，经费依靠临时募集。南浔地势低洼，患水甚于患旱，圩工局治其受患之处，设局当年用于修圩支出就达2.6万余元，所修之圩工坚料实，足以护田防水。

　　如果说孺嫠会、义仓、圩工局是地方慈善，那么刘氏义庄则属本族济贫。宣统元年（1909），刘锦藻、刘梯青、刘湖涵禀承父亲遗命，特将父亲所遗部分田产、房屋（核价银二万五千六百八十五两）

　　捐为家族公产，创建刘氏义庄。根据所订条规，义庄财产主要用作：（一）励学。对愿入学堂而苦于无力者准予津贴，并规定不升级者停止津贴，考绩最优者津贴不预限；（二）养老。贫老无依年五十以上，精力就衰不能自给者月支米三斗，以后每长十岁增加一次米钱；（三）赈穷。凡贫苦寡妇每月支米三斗加钱一千。有子者给至其子成年为止，如子不能养母者准以继续支给，无子者赡养终身；（四）婚嫁。无力婚嫁者，娶妇支银四十千，嫁女支钱三十千；（五）

　　丧葬。丧不能举者支棺敛费二十千，力不能葬者三年内支钱十六千；（六）慈幼。生活贫乏者，生男一岁至四岁月给糕饼钱三百文，五岁至十岁月支米一斗，十一岁至十六岁月支米二斗，女孩照给至出嫁之月为止。1对此义举，溥仪特以宣统元年（1909）御赐“承先睦族”匾额以示嘉奖。

　　承父祖行善积德之遗风，刘承干一生亦颇能轻财好施，慷慨解囊。由庞莱臣主持的南浔育婴堂，聘刘承干为董事。因婴儿众多经费拮据，承干带头捐金一万，并斥资扩建堂室、增雇乳母。又与伯叔安涛、湖涵另设保婴会，凡贫妇乳婴按月照章贴费。辛亥之际，归安陆纯伯倡议收养难童，设苦儿院于苏州，所需费用刘承干赞助大半，一年出资万金，并坚持 20余年不变。同乡周梦坡筹建历代两浙词人祠堂于杭州西溪秋雪庵之侧，刘承干捐田20亩为常年香火之资。散步西湖，路见抛尸，刘承干于心不忍，遂购地置棺为之掩埋，三四十年后，竞成冢盈百，复又置田20余亩，以所人为守坟祭扫之需，以后每临湖上，必察视而致祭。姻亲蒋汝藻经商折损，刘承干不忍坐视其败北， “起而援手，耗至数十万金”。承干与前清遗老及朋辈交往，亦向以忠厚著称，能随时周济病穷，急人之难。

　　检其日记、函稿，所记历年与师友亲朋交往中，贺寿祝婚、恤孤吊亡、视病赠药之事，几乎无月没有。如承干与苏州曹元弼先生之交谊，即为一例。曹氏为前清进士，人民国不仕，家居苦研三礼，闭门不出，其生活经费，常接受承干接济。曹氏殁于1953年，年老多病，家用甚繁，不得不时作将伯之呼。其时承于虽亦生计日窘，每获曹氏来信，仍能勉力以赴，为曹氏所深感。

　　（二）办学助教民国年问，刘氏家族的慈善投资逐渐由输财赈贫转向举办教育。南浔最早的私立小学——孺嫠小学，就是由时任南浔孺嫠会董事的刘锦藻和张青华创办。该校校址位于南浔义仓附近，与义仓有门相通。校舍为一幢中西合璧的二层楼房，上下各有教室二间，并教师休息室各一间，楼上楼下都有走廊，楼前有草地一方，四周植有花木，环境十分幽静。另有平房一幢，为音乐教室兼游艺室。

　　此校专为孤寡贫寒家庭子弟入学而设。民国15年（1926），南浔中学始创不久，刘湖涵捐助浙江省二五库券5万元为学校基金。第二年，刘锦藻自愿将孺嫠小学校舍和场地移归南浔中学，并捐开办费5000元。从此，南浔中学增办六年制附属小学。

　　刘锦藻堂侄刘承械（系刘镛侄子刘颂驺之子），在南浔中学的创建过程中同样功不可没。刘承械弟兄有四，长兄刘承朴（即顾乾麟先生岳父）、次兄刘承椿、三兄刘承楷，刘承械排行第四。民国15年（1926），刘承械大学毕业，放弃条件优越的职业，毅然回乡到南浔中学任教，兼理财务。三年后，刘承械出任南浔中学校长。任职期间，在校董会的协助下得到上海南浔公会的资助，从浙江省政府发还军用垫款内，拨捐公债4万元为建筑新校舍基金。随后，学校便在附小部东南购进土地40亩，开辟运动场，作为新校舍基地。抗日胜利后，刘承械继续积极参与南浔中学劝募基金，并担任经济保管。民国37年（1948），物价飞涨，学校经济濒临困境，他代表堂叔刘湖涵将刘景德在苏州典当的部分银饰捐拨学校，雪中送炭，解决了学校的困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和科教兴国方略的感召下。

　　刘氏家族“承”字辈小弟弟刘承桓，不远万里从美国返回祖国创设“刘湖涵教育基金会”和“刘湖涵教育奖励金”。刘承桓先生1930年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后赴美深造，获PURDUE大学有机化学硕士，长期从事多肽类药物开发工作，多有建树。他虽人籍美国，但对祖籍国的建设无时不在关注中。1980年回到阔别32年的故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令他激动不已。欣慰之余，他深感中国现代化有赖于教育现代化，乘探亲之际，他向上海市卢湾区少年宫、托儿所、英语夜校及市妇联保育员培训班捐资20万元。又经过两年的筹备，刘承桓再次捐献100万的巨资以纪念先父的名义在上海设立“刘湖涵教育基金会”。基金会旨在为中国四化建设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其实，刘承桓并不是富商和企业家，对他来说，能以一百万元创办教育基金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这些年，基金会已为促进中美友好、扩大我国学术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加深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继上海“刘湖涵教育基金会”之后，刘承桓又于1990年在家乡南浔镇南浔辅导区中心学校（现为实验小学）创办“刘湖涵教育奖励金”，支持家乡教育事业。第一期评比和奖励在 1992年1月24日举行，该校5位教师、13位同学获得奖励。以后每年进行一次评奖活动，至今运行良好。同年，刘承桓又将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归还给他的大批古籍、碑拓捐给湖州书库，所赠22种235册线装书，竟有21种为明代珍贵刻本；捐赠的碑帖共计318种484册，大多是上始于殷商、下至明清的名碑。它们的入藏，彻底结束了湖州图书馆无善本古籍的历史。

　　对祖国和家乡的拳拳之心，决不是一句抽象的褒词，刘承桓深有体会和认识。他常说：“我前半生已为美国作出了贡献，下半生要为祖国和家乡文教事业作些贡献。”这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已使刘氏家族旧时的慈善义举有了质的飞跃，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现今，“刘湖涵教育基金会”与“刘湖涵教育奖励金”正在继续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兴旺与腾飞踏踏实实地努力着。

　　刘氏家族与中国文化（一）嘉业堂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南浔所在的湖州向有“藏书之乡”的美誉，自六朝的沈约以来，藏书家代不乏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酮宋楼”更是名闻海内外，在这支队伍中，刘承干堪称殿军。如果说，浙江东部的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的话，那么浙江北部的南浔嘉业堂藏书楼就是最后的一座。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私人藏书楼史上的绝唱，是20世纪藏书文化史上的丰碑。

　　刘承干对祖国文化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建嘉业藏书楼，保存了一大批古籍；二是雕版印书，使不经见之籍广为流传；第三，也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承干在创办嘉业藏书楼的过程中，对防止古籍流失海外是大有功绩的。

　　1910年，年仅28岁的刘承干投身于文化事业，笃志芸编，开始了藏书家的生涯。嘉业堂的藏书，合流众长，兼收并蓄，荟萃北京及江浙等地藏书家之精华。嘉业堂藏书不仅典籍宏富，缥缃满架，而且精椠秘笈，世间不经见之书插架森森。宋椠元刻、明刊本、稿钞本及地方志书的大量收藏，可说是嘉业堂藏书的四大特色。

　　嘉业堂曾有宋本79部，元本84部，共计163种（其中完整的有106种），嘉业堂的宋元刻本主要来自缪荃孙、莫友芝、袁克文、郭调元、孙问清等人的旧藏，其中甚至有流散日本的书籍，如岛田翰的藏品。这些书，或为海内孤本，或为罕见之物，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上都具有极高的价值。最珍贵的是宋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号称嘉业堂镇库之宝。

　　嘉业堂藏书尤以明刊本为洋洋大观，约有2000部，与稿钞本同为书楼菁华所萃。郑振铎在仔细鉴定了嘉业堂全部明刊本后，用这样的话来形容：“甚感满意！‘佳本’缤纷，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大可取也。”纵观嘉业堂的明刊本，有以下三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孤本及罕见本多。考察明代典籍，私家目录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为权威，官修目录当推《明史。艺文志》。另外，《四库全书总目》亦是一部查考明代典籍的重要目录。嘉业堂丰富的明刻本收藏中，有不见于《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的，有优于其著录所依据的底本的，也有不少足以纠正其记载上的某些错误。这些大都是孤本或罕见之本；二是明人别集多。如果说，蒋汝藻传书堂所藏明人集大都是卷册较少的诗集的话，那末嘉业堂则以篇幅内容较多的文集为主，内容更为丰富。集部有600种以上的明人别集，许多为《四库全书》所未收，又有许多是入《四库存目》的，在清代禁书目中者亦不少；三是明代史料多。有明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边防资料，在嘉业堂均富有收藏，有不少可补《明史》之疏漏。

　　嘉业堂的稿本、钞本、校本约有2000种，可谓车载斗量。周子美编纂的《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全面系统地勾画了嘉业堂全盛时期稿钞本的收藏面貌。其中最为可贵的，是保存了《永乐大典》与文源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残本及部分《四库全书》翰林院底本，这些皆燹后佚存之物，极为珍贵。《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一部大类书，明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集3000多文臣耗时4年纂修而成，共辑录图书8000种，从先秦至明初，天文地理、人事名物，无折不包。整部典籍计22937卷、11095册，有正副两部，正本毁于明青之交，副本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遭劫，大部分焚毁，流传下来仅800余卷，不足400册。刘承干所珍藏的《永乐大典》有88卷，42册，占存世卷册数的11％左右，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据统计，在二三十年代，国内外藏有《永乐大典》残本的单位与个人近50家，藏量超过2（」册的仅四家：北平图书馆88册，美国国会图书馆36册，日本东洋文库26册，另一家便是嘉业堂。四家中，只有嘉业堂一家属于私人收藏，这是多么难能可贵！难怪胡道静会说：嘉业堂的高钞本就其整体藏书而言，“虽日大海一勺，实为楼藏菁英所托，若掌之在熊也”。

　　刘承干对各地的方志，亦是不惜重金，广泛搜罗。郡志，府志，县志，一直到乡镇志，几乎是来者不拒。据黄孝纾先生统计，全盛时期嘉业堂收藏的地方志书有4000部 1192种。朱士嘉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综录》中指出，嘉业堂的地方志收藏在国内外公私收藏中居第11位，在私人方面仅次于以收藏方志为主的 “天春园”（1517部）。

　　嘉业堂不但以搜集古籍闻名遐迩，而且以雕版印书蜚声海内外。明清以来，藏书家刻书蔚然成风，刘承干正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刻书比藏书对保存传统文化更具价值。他希望通过刻书，使不经见之籍“为千百化身，以公诸天下后世”。自1913年至 1933年的2（）年间，刘承干先后刊刻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留余草堂丛书》、《嘉业堂金石丛书》以及《章氏遗书》、《旧五代史》、《景宋四史》等单行本，数量之巨，为近代所仅见。

　　刘承干刊刻而广布之的，都是当时罕见之籍，正如缪荃孙所指出的，重孤本是刘氏刻书的一大特点。有些孤本到刘承干手里已是零帙断纸，凌乱不堪，如果没有刘承干的刊刻广布，可能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刘承干刻书之举实是一次对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整理抢救，功莫大焉。校勘细致、刊刻精工、书品考究是嘉业堂刻本的第二大特点。这除了刘家财力雄厚，可以不讲成本外，主要是拥有一批著名文人为之挑选和校订。刘氏刻书非常严肃认真，每印一书，事先必请专家鉴定推荐，然后由最具权威的学者校订定稿，再请专家作跋，说明所刻书籍的源流及价值，最后始交刻印。如《章氏遗书》系由著名史学家沈曾植推荐，该书一出，人称“章氏之学，于此可见全貌”。《希古楼金石丛书》，则请当时著名金石学家诸德彝勘校。

　　嘉业堂刻书内容广泛，其中五大丛书就包含图书170种，经史子集，无涉及。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刘承干对地方文献的重视和翌清代藏书的刊刻。湖州是一座文化古城，历代学者辈出，许多颇有价值的著作，往往因作者无力出版，频于湮灭，刘氏刻意搜罗，为之刊行。如乌程方贞元，清咸同间人，精于算术，所著算稿不下四五种，身后飘零，算稿散佚，仅《爨桐庐簋剩》幸存若非刘承干，算剩》一镐或许亦佚之矣。又如《弁山小隐吟录》，元黄玢撰。黄蚧原籍慈溪，钟情湖州山水，居弁山，该书为“醑宋楼”秘籍，刘承干据沈韵斋钞本刊刻，刘氏刻本流传至今，而“醑宋楼，，安在？

　　清代文网森严，凡文字涉及厉禁的书籍被查禁、毁版的不计其数，甚至悉付一炬成焦土。辛亥革命后，禁书不再被禁然而劫后余生，书镐之征求谈何容易。刘承干经过不懈努力，接二连三地刊刻了《安龙逸史》、《翁山文外》、《三垣笔记》、《闲渔闲闲录》等禁书，出眢井铁匣之史，刊刻流行于世，这些禁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新史料。对此，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安龙逸史》大约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型本。他刻的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雅人看来，只是写庸俗不堪的知识”。又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嘉业堂刻本向为世人所器重。胡道静先生以为“嘉业版行之书，几媲汲古（按：明毛晋汲古阁以刻书名闻海内外）。其出自稿钞本者，传先哲之精蕴，届后字之困蒙”。他称赞刘承干“所致孤秘，枣犁以行，于是老儒之占毕，介士之孤愤，系一线于不坠，主人之功为尤不可没也”。刘承干之刻书，对后之学人，先之作者，确是一功德无量的事。

　　嘉业堂刻本不仅深受国内著名学者的青睐，而且引起了外国图书馆、专家的瞩目，据说讨书最多的是日本人，嘉业堂刻本在海内外之声誉可见一斑。

　　刘承干之所以藏书，除了“独溺于书”的爱好外，更有其理性的思考。1907年，湖州陆心源百百宋楼藏书舶载而东，被日本东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以日金 10.8万元购去，中国学术界为之震惊，有识之土无不扼腕痛惜。此后，收藏我国古籍成为日本汉学家一风尚，收藏家董康在一篇跋文中说：“频年日本书沽，辇重金来都下，踵项相望。”①值此严峻时刻，刘承干“毅然以斯文为己任，海上书沽，悬金以待其至，通都古家之藏，不胫而自出”。刘氏寓所一时书商云集，门庭若市，应接不暇，这对当时国内古籍流失海外的逆流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刘承干悬重金收购，这60万卷古籍，一部分势将流散海外，其损失将无可估量。

　　1940年至1941年，嘉业堂有大批藏书出售，日本人必欲得之，从10万开价至60万，刘承干不为所动，最终将明刊本 1200余部，钞校本30多部出让给中央图书馆，避免了嘉业堂步“百百宋楼”后尘的命运。1949年，江南解放时，周恩来同志指示解放军部队保护藏书楼。解放后，刘承干又将南浔嘉业堂藏书楼遗书及书版捐给浙江图书馆，沪寓图书，分三次售于复旦大学图书馆。这些举措都与刘承干当年聚书时“保存国粹、匹夫有责”的思想一脉相承。

　　（二）为嘉业堂事业作出贡献的学者们藏书、刻书涉及多门学问，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尤为必需，刘承干凭一己之力是难以胜任的。刘氏藏书、刻书的迅速发展，固然因遭逢图书散而待聚的良机，也因其获得当时的一流学者为其提供指导。刘承干移居沪上后，因随其父刘锦藻交游，获识众多学者专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学者专家对嘉业堂的藏书刻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或为其鉴定版刻，或以自家藏书让售，令刘氏左右逢源，多获善本。其中江阴缪荃孙，吴县叶昌炽、上虞罗振玉为其主持鉴定，所起作用尤大。

　　缪荃孙（1 44——1919），光绪二年（1876）进士。光绪间曾主持重修《湖北通志》，又出任钟山、龙城书院讲席，并赴日本考察学务。

　　清末，先后任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监督。辛亥后退居上海，从事著述，并为人编书，生平富藏书、精鉴别，为清末公认的版本目录女家。刘承干聘其鉴定藏书、编校刻印图书。嘉业堂藏书经缪荃孙鉴定者为数不少，凡众人意见相左时，往往请缪荃孙最后拍板。缪氏因晚年家用浩繁，除为刘氏物色旧家藏书外，家藏善本，亦多让售于刘氏，他的藏书是嘉业堂藏书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不乏珍品。事实上，缪荃孙人生的最后几年是与嘉业堂的藏书刻书事、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誉缪荃孙为嘉业堂第一大功臣，并非溢美之词。

　　叶昌炽（1847——1917），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曾任甘肃提学使，平生精研图书金石，道德学问，为时所重。刘承干自民国2年（1913）由缪荃孙之介绍结识叶氏，即对其敬重有加，执礼甚恭。据叶氏《缘督庐日记钞》所记，自1913 至1917年叶昌炽病逝，为刘承干鉴别古籍版本、确定收购价格、校勘刊刻图书成为他的一项主要工作。作伪欺人是书商弁利的、种手段，叶昌炽以他精湛的版本学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刘承干收藏把关，去伪存真，真正使物有所值。刘氏购书校史，多得叶氏之助，可惜校史未毕，叶氏即去世。时人谓叶氏若得长寿，嘉业堂藏书、刻书事业将更多受益。叶氏对于刘氏，既感厚谊，悉心报效，授受之间，又极具风范。

　　罗振玉（1866——1940），浙江上虞人，后迁居江苏淮安。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但其一生对文化学术又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刘承干在藏书刻书上大展宏图之时，罗振玉正流居日本，尽管如此，罗振玉仍关注嘉业堂的事业，通过书信来往为嘉业堂献计献策。他对嘉业堂的主要贡献在于支持与指导嘉业堂的刻书工作，特别是有关金石方面著作的刊刻，得益于罗振玉尤多。

　　1914年，《嘉业堂丛书》之一的《台州金石录》刻竣，刘承干特移书日本，征序于罗振玉。罗氏17岁治金石学，知识渊博，成就斐然，其时虽远在东瀛永慕园中闭门著述，仍不负所托，写了近千字的序言，略叙金石学源流，评论刻书得失。

　　此外，王国维、吴昌硕、沈曾植、朱孝臧、况周颐、吴庆坻、蒋汝藻、张元济、张宗祥、郑孝胥、叶德辉等人均曾为嘉业堂藏书、刻书事业助一臂之力。可以说，没有这些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就没有藏书家刻书家刘承干的成就，就没有嘉业堂的历史贡献。

　　嘉业堂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私人藏书楼的终结，在20世纪20年代，惨淡经营如此庞大规模的私人藏书楼，刘承干是全国惟一的一个，虽不能说空前，却称得上绝后。现存于世的历代典籍，是中华文明的坚实承载体，是历经劫难而至今犹具坚韧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宝库。有如历史是循序而演进，承载中国传统文明的历代典籍，也是历经前人的抄写翻刻，辗转搜集，才得以相传至今。如果没有民国初年南北私人藏书家的不懈努力，我们未必能拥有现存古籍的数量及质量。目前保存于各大公立图书馆中可供我们利用的古籍藏品，凝聚着无数像刘承干这样的私人藏书家的心血，其搜罗传承之功、苦心经营之志，应为后人永远记取。

　　（三）《清续文献通考》的史学价值我国大规模典制体通史，创建于唐中叶杜佑之撰《通典》，而集成于宋元之际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又有南宋初郑樵撰《通志》，后人称之为“三通”，后来扩大为清中叶的“九通”，至清末民初，刘锦藻撰《清续文献通考》，便有“十通”之称。

　　刘锦藻以私人之力，经20余年的搜集整理，编纂成《清续文献通考》400卷。它集中了清朝后期、特别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重要典章文献，为研究清末126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兴衰变化，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刘锦藻自少就好咨访旧闻，熟悉历代掌故，老益好学，喜诗，能文章。辛亥以后，罢官去职，南北转徙，进一步丰富了见闻和知识，为纂辑《清续文献通考》创造了有利条件。

　　《清续文献通考》是刘锦藻平生著述中最重要的巨著，几乎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年轻时代的刘锦藻曾说“我朝文治光昌，经学、史学均胜前明，惟掌故之学颇觉不逮”，因而“怒焉思之，续纂《清续文献通考》”。由于当时正从事科举，无暇进行。甲午之战，清政府惨败，被迫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刘锦藻“愤日本号同洲同文而不惮以全力搏我”，决心对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后，至光绪三十年（1904）问的所有内政、外交，“一一斟求其得失之所在”，以使后来任事者，“鉴前覆，慎来轸”……于是参阅实录、会典、则饲等官书，并博览私家著述，择要辑录，于光绪三十一年撰成《清续文献通考》初稿，共320卷， 119年事。体例除田赋等26门仍依《清文献通考》旧例，只子目有所变动外，因时局日新月异，制度也岁增年更，特增外交、邮递二门，共28门。宣统二年（1910）进呈初稿。

　　辛亥革命的枪声，宣告了清政府的倾覆，世受“皇恩”的刘锦藻，“抚怀今昔，睹纷更者之偾事，益知成宪之宜遵”，对于光绪三十年以后至辛亥七年间的典制未能收齐补足，深感不安。在他看来：有清一代文治武功鼎盛，声教及于四邻，“贻谋之善，仁泽之深，有非前代所可比拟者”，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历朝“圣主”能“稽古右文，甄陶万类”所致。但是到光、宣之际，谈时务者痛感外侮之深，以为固守成法不足恃，于是争言新政，力主变法。然而，戊戌以后，政务却更加腐败，外患也日益加深，终于导致清帝退位，皇统灭绝。他认为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骤更祖宗成宪”，因此，继续搜集、整理这一时期的“成宪”，总结其经验教训，使后之当事者有所借鉴，这便是他继续补辑《清续文献通考》的主要目的。

　　正如他在自序中说：“读是编者，寻览细绎，慨然于高、曾之规矩，潜动其忠爱之忱，以渐期返朴还醇之效，是则区区编辑之苦心也夫。”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事势变化越来越复杂，时间既久，官、私记录更难搜考，故老传闻也日益消失。异说讹言，真伪难辨，“即有学识如杜、马辈出，亦何所承受依据而操笔论定其间哉”！所谓“当代典制搜采匪易，及今不续，后来坠绪茫茫，末由远绍”①。因此，保存一代典章制度，使文献有征，也是他编纂此书的考虑之一。

　　为此，刘锦藻于辛亥以后，更加旁搜博览，“晨夕不休”。在光绪三十一年成书的基础上，增纂修订，厘定体例，续编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t911）的典章文献。第二稿后的《清续文献通考》是将光绪三十一年成书与后七年事合为一编而有所损益。

　　为了进一步反映清末政治、经济、外交等形势的发展变化，将《外交考》由18卷增为23卷；改《邮递考》为《邮传考》，由原来8卷增为18卷。另外，又增添《实业考》15卷，《宪政考》8卷，“详具源委，盖有深痛”。全书共400卷30门，起乾隆五十一年（1786）。JE宣统三年（1911），共126 年。

　　书成于1921年，由乌程刘氏坚匏庵铅印为101册。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列为“十通”第十种，装订成4册。

　　刘锦藻的《清续文献通考》，虽不能与“体大思精，用备千古政事之史”的《通典》、《通志》诸书媲美，但以私家之力，广搜博览，历时20余年而辑成此书，“其间风会迁贸，朝政之沿革嬗变，与夫庙谟国宪胥萃是编”，所以它仍不失为一部从典章制度中研究清代后期120余年治乱兴衰的重要著作。

　　资料丰富是本书的一大特点。嘉业堂丰富的藏书为刘锦藻纂辑《清续文献通考》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其成为“十通‘’中，除前三通外，所收文献、资料最为丰富的一种。如《经籍考》中子部杂家一门，就收录丛书113种，共几千部、数万卷，为研究清代后期的著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清续文献通考》的最后四考，即《外交考》、《邮传考》、《实业考》、《宪政考》，对于研究清末政治、经济、外交的发展变化，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中《实业考》所收大量诏令谕旨、名臣奏议，分类编排，按年纂辑，比较扼要地记录了清末为振兴农、工、商业所制订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以及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所采取的办法措施，全面地反映了清末各项实业的兴衰状况。《实业考》所录专著如：傅春官的江西《农务记略》、《工务记略》、《商务记略》、《矿务记略》；吴承洛的《调查农产志略》、《调查各业志略》、《调查矿冶志略》；徐世昌的《东三省政略纪垦务》、《纪奉天矿政》；吴佩孚的《调查临江长白等处各矿说帖》等，记载着当时全国或某些地区农、工、商各业生产情况。而薛福成的《海关出入货类叙略》，陈炽的《兴商臆说》等及外人的一些调查材料，统计数字，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论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探讨清末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结其经验教训所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作者在本书中，对某些重要政策、制度、措施及问题，都以按语形式，进行了评述和说明，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这些按语，既反映了作者忧国忧民，期望“有国家者加之意”，要求“并力御侮”、“争回利权”的“良知”，也暴露出作者作为清朝遗老，没能也不可能突破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清续文献通考》的不足之处在于该书所辑诏谕、奏议、时文等均未注明来源、出处，查找原文无从着手，对原文多有删节，不易了解全貌。然而，总的来说，作者以个人有限见闻，从事私家搜访，能辑七朝掌故于一书，虽有遗漏不足，仍可看作是清代文献中一部较有用的政书，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陆润庠在序言中称赞它“纲罗考订，一朝典章制度灿然大备”。这一评论还是比较适当的。

　　纵观刘氏家族，其祖刘镛，生长于鸦片战争前后，属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其发家史，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刘家自刘镛至刘锦藻，驰骋丝业，纵横盐务，行空典当，游刃房产，至清末已聚财2000万两。刘承干虽曾主持刘氏家族，接管祖业，经营生丝，但毕生精力主要用于广购图书，建造规模宏整的嘉业堂。嘉业堂藏书的急剧聚散，较之历史上私人藏书家“世守不替”的遗风，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而刘承干对传统典籍的搜集、传抄、保藏、编目、刊刻等活动，至今仍值得称道，并富有研究价值。